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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陈国保 王朝经略与隋唐南疆商业贸易的发展

发布时间:2020-01-19 21:40:06 已有: 人阅读

  广西师范大学越南研究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研究中国南部边疆民族史、中越关系史、域外汉文典籍等,在《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清史研究》《史学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省部级项目多项。

  摘要:隋唐王朝在统一岭南的同时,开始着手对南疆交州的经略。征伐林邑,健全南疆地方建制,完善南疆军事防御系统,拓展交州海陆交通,逐步推进王朝统治秩序在南部边疆的确定和巩固。因应中央王朝在南部边疆的积极经略,作为隋唐帝国海外交通与贸易门户的交州(安南)地区,因为有国家力量的保障,其商业贸易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发展态势。而随着王朝统治秩序对南疆地方社会的不断整合,其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态亦逐渐被纳入到一体化发展的隋唐国家经济体系之中。

  隋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偏居一方的岭南地区在隶属于中国王朝数百年的区域统治之后,重新被纳入统一帝国的王朝统治秩序之中。这是继秦汉之后,岭南历史演进中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发展阶段。隋唐帝国在实现岭南统一的同时,即着手对南疆交州的经略。隋唐中央王朝不仅凭借自身优势,通过武力征讨或怀柔招抚,实现交州的内附;更为重要的是,为巩固南疆统一的成果,继之以积极合理的方式经营管理这一地区。征讨林邑,健全南疆地方建制,完善南疆军事防御系统,发展交州海陆交通,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加强对南部边疆的有力统治,由此促进了隋唐多民族统一国家整体在南部边疆的不断巩固和发展。随着隋唐国家统治秩序对交州(安南)地方社会的不断整合,南疆区域经济的发展型态也逐渐被纳入到一体化发展的国家经济体系之中。

  关于隋唐交州(安南)的商业贸易,虽有不少中外学者的研究涉及(相关研究成果的评述,见具体行文之中),但往往因基于“海上丝绸之路”或中外交通史研究的视角,更多的是专注于交州(安南)的海陆贸易交通路线及其区位优势和当地商业贸易之史实的考察,而对于隋唐国家力量的介入在其中的作用,则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为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就隋唐王朝在南疆的经略对交州(安南)商业贸易发展的影响,略作粗浅探讨,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林邑是以我国汉代南疆极境日南郡下的象林县为地域基础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建国于东汉末,为毗邻中国南部边疆的早期东南亚国家之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林邑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国力日渐壮大。由此,其对外扩张的野心也日趋膨胀。所以,魏晋以来,林邑在保持与中国王朝传统的友好朝贡关系的同时,亦对中国的南部边疆交州地区时有骚扰。林邑的北犯,不仅危及到了中国南部边疆的稳定,而且阻隔了中国王朝南海贸易的交通命脉,导致交州逐渐失去中国海外贸易基地的地位。正如史书所云,自东晋穆帝永和年间以来,林邑“频寇日南、九德之郡,杀伤甚多,交州遂致虚弱。”虽然前代王朝,对于林邑的侵犯,也多有防范、抵御之举,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时和时战的外交格局,亦始终没有掌握对林邑的主动权。因此,到了隋一统中国之初,林邑在处理与隋朝的关系时依然是任意而为,来去自若,史云:“高祖既平陈,乃遣使献方物,其后朝贡遂绝。”林邑的这一姿态,对于国家初创的隋朝来说,自然不敢放松防备。更何况长期以来,林邑的北犯之迹,尚历历可考。为此,隋朝在派遣刘方平定交州之乱后,便计划继续挥师南下,讨伐林邑。

  史载:“时天下无事,群臣言林邑多奇宝者。仁寿末,上遣大将军刘方为驩州道行军总管,率钦州刺史宁长真、驩州刺史李晕、开府秦雄步骑万余及犯罪者数千人击之。”以往研究多以此为据,认为隋朝经略林邑,是出于物质上的贪婪,如英国学者崔瑞德编写的《剑桥中国隋唐史》即认为:“但在595年,其王(林邑王)梵志谨慎地遣使献方物,但对他来说不幸的是,在5世纪中国人的一次成功的掠夺中产生了一种传说,即占婆多奇宝,取之不尽。以贪婪闻名的文帝一反惯常的谨慎,命刘方率有作战经验的将领及水陆之师进攻占婆(林邑)。”我国学者陈序经先生亦认为:“林邑在隋高祖时,即数次遣使贡献,这是对中国友好的表示。可是隋高祖听了群臣的话,以为林邑多奇宝,因而兴兵征伐。”的确,大臣们所言“林邑多奇宝”的南征动机,正反映了边裔境外之地的物资对于隋中央王朝经济的重要补充作用,但如上文所述长期以来林邑对中国南部边疆的频繁骚扰,不仅造成了交州的动荡,而且阻挡了中国王朝通过南海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流,直接影响到了隋朝的舶来利益。出于稳定、巩固隋帝国南部边疆以及恢复和加强隋朝南海海外贸易,扩大宫廷物资来源的需要,必然在客观上要求隋王朝扫除南海贸易交通线上的障碍,取得与林邑在朝贡契约中的主导地位,这是中国王朝与林邑在争夺南海海洋贸易主动权的博弈中的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而非仅仅出自对林邑珍奇宝货的物质贪婪。所以越南史家吴士连亦对此感慨道:“林邑自取败亡,有由来矣。”

  刘方率军攻灭林邑以后,隋因其地置比景、海阴、林邑三郡,隋代的南部边疆一度囊括了汉时日南郡之全境。尽管对林邑的经略,隋朝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士卒脚肿,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而卒”,林邑三郡与隋中央王朝的政治隶属关系亦较为松散, “(刘)方班师,梵志复其故地”。但自此以后,林邑“遣使谢罪,于是朝贡不绝”。所以纂史者称赞云:“(刘方)克剪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蛮,无思不服”,堪称盛事。交州的统一,林邑的归服,隋朝的南疆经略,不仅维护了交趾地区与今两广及内地传统水陆交通线的畅通无阻,为内地与南疆的道里交通描绘了新的图谱,促进了帝国南北的交通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南海海上交通线路的恢复、巩固、拓展和延伸。它为隋唐中国的南海海上航行扫清了障碍,提供了安全保障,从而推动了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及其以外地区更加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地当南海交通要冲的交、广地区,也因为隋唐王朝的积极开拓,逐渐发展成为隋唐帝国繁盛的海外贸易港口。

  正是伴随着隋帝国海外交通线路的拓展和延伸,见诸文献记载的与隋朝有交流往来的东南亚古国、岛国,大大超过了其前任何时代。史云:

  海南诸国,汉时通焉,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百里、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道里不可详知。……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后汉桓帝时,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使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甚少。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自梁武、隋炀,诸国使至逾于前代。

  它们中除隋朝遣使出使的赤土国及众多与隋保持朝贡往来的国家外,亦有不少诸如罗剎、丹丹、婆利、投和、杜薄、薄剌、边斗、火山、无论等国,隋与它们或因航程中的途经停靠而有接触认识,或是道途所闻而为古代中国第一次了解。隋代我国海上交通的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时期,如陈炎先生之言:“如果说南北朝时,南海航路的中心是在马来半岛的话,那么到隋朝,其中心就开始自半岛向南海中的岛国转移”。而交州地区则成为了沟通这些国家与隋朝海上交通的必经之地,《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曰:“隋平陈,置交州。……其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州上,相去或三五百里,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道里不可详知。自汉武已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

  所谓朝贡,与其说是一种政治秩序的构建,毋宁说是一种经济上的互通有无。它表明自汉代以来交州地区即是古代中国王朝南海交通线上的重要对外贸易港口。隋朝时期,那些扬帆济海、乘风破浪、满载着大量本国奇珍异玩而来的各国船只,既有朝贡的使者,亦有贩运的商人,他们或经交州港中转然后继续航行至广州登陆上岸,或出于旅程时间、商品成本的考虑而驻足于交州,同时中原内地的商人为牟取更多的利润,自然也不乏其人南下进入交州地区,与停留在这里的海外商人进行交易活动。这样,交州地区不但承担着隋帝国海外贸易中转站的角色,同时也是隋代海外商品的重要集散地和交易区。交州因为其沟通中外贸易的海上交通枢纽地位,而形成为与广州齐名的隋代全国商业贸易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史载:“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

  武德五年(622),唐王朝实现对交州地区的统一之后,为巩固南疆统治,维护南疆稳定,保持中央王朝在这一地区的长治久安,承隋而立的唐朝在吸收前朝南疆经略的成功经验的同时,进一步细化对交州的管理,从最初短暂设置的交州总管府,到军政合一的交州都督府,及至易交州都督府而设安南都护府,唐帝国通过设置在南部边疆的权力机构于此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治理,其中尤以以下二方面的经略措施,为唐代南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南海贸易交通线路的畅通与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完善南疆地方建制,加强交州(安南)地方行政管理。隋代全国实行郡县二级的地方行政制度。唐立国以后,在承袭隋制的基础上,多次调整变更其地方行政建制。武德元年(618),改郡为州,恢复州县之制。当时天下未定,为便于军事作战的集中指挥,唐初又于边防要塞之地合数州而置总管府,用以统率诸州之兵力,“缘边镇守及襟带之地,置总管府,以统军戎”。武德五年,随着对岭南的成功招抚,唐王朝亦于南部边疆的交州地区分别设置交州总管府和南德州总管府,交州总管府管交、峰、爱、仙、鸢、宋、慈、险(隆)、道、龙十州,南德州总管府领德、明、智、驩、林、源、景、海八州。又基于交州总管府所具有的重要的军事、政治及经济战略地位,特加封为交州大总管府,为唐初五大总管府之一,借以加强军事防卫的统一部署和协调,巩固边防。

  武德七年(624),全国基本统一,一时权宜而置的总管府,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于是易总管府为都督府。唐王朝原设在南疆的交州总管府、南德州总管府由此分别改为交州都督府、驩州都督府。都督府长官都督“掌督诸州兵马、甲械、城隍、镇戍、粮禀,总判府事。”都督府不仅对驻在州拥有完全的军事、民事管理权,而且对所督各州也负有完全军事及部分民事管理权,成为州之上的军政合一的准一级行政机构。不过,根据地方客观形势的需要,各都督府的管理职能也有所侧重。唐初设于南疆的交州都督府、驩州都督府、峰州都督府,因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边防镇戍、开疆拓土便是其最重要的职能。如以驩州都督府而言,它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基于其防范林邑入侵的重要战略地位。唐以交州、驩州、峰州三都督府作为经略南部边疆的重要支点,分统南疆诸州;同时赋予交州都督府最高军事统摄权,以其为唐经略南疆之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加强南部边疆的经营管理,维护,推进南疆开拓。唐高宗调露元年(679),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总理帝国南部边疆的军政大事。为巩固和加强中央王朝对南部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控制,唐在安南都护府境,既置十二正州管理交通沿线地区,又于沿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广泛设置数十羁縻州,以此实现对归附少数民族的统辖,招怀憬俗,镇重边陲。州之下设县,县下设乡、里、保等基层组织。虽然,就唐代中央王朝而言,对于南疆各正州、羁縻州的管理手段略有不同,但不管正州或羁縻州,无非政权形式的差异而已,统由安南都护节制,同属唐帝国国家主权则并无二致。唐代所推行的这种酌依其俗、灵活制宜的羁縻政策,并不强行国家权威在岭南边隅的一蹴而就,而是因地制宜,因俗而治,旨在通过羁縻州制渐进式的推进国家力量在南部边疆的渗透。

  作为唐代南部边疆的最高权力机关,安南都护府既是唐朝统治南部边疆的管理机构,也是唐朝经营治理南部边疆的执行机构,“都护之职,掌抚尉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贰。长史、司马贰焉。诸曹,如州府之职。”唐代都护府有着一套完整且行之有效的机构系统,都护之下除佐职副都护、长史、司马之外,尚设有录事参军事、功曹参军事、仓曹参军事、户曹参军事、兵曹参军事、法曹参军事等职。录事参军事,“掌正违失,莅符印。”即负责地方官员的监督纠察。其他各曹参军事的职掌,亦如诸州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参军事。安南都护府是唐王朝设置在南部边疆的最高行政与军事机关,而安南都护也就成为唐代南疆边吏中职位最高的行政与军事长官,是唐中央政府南疆治理的代理人,唐以安南都护府统领南疆诸州,加强对南部边疆的控制,“管治租调所供,卒伍所出,皆遵唐令”。

  以安南都护府为唐代经略南疆之军政中枢的国家系统性的地方行政制度在南部边疆的普遍确立与逐步完善,一方面推动了南疆交州作为唐代多民族统一国家整体中的一部分不断趋于稳固;另一方面,则为唐代地方官制在南部边疆的有效运转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所谓“国家崇树藩屏,保界山河,得其人则区宇以宁,失其授则干戈勃起”,朝廷不仅“多委宿德重臣,抚宁其地”,而且还通过安南都护对所属官员的考察以及派遣专职条察的监察御史、采访使等巡按的方式加强对南疆边吏的纠察和监督。唐代重州县之任的地方官员的选拔、管理制度,一直在此得到有力贯彻。这样,因随王朝统治秩序的全面推进,唐代的州县地方行政制度在南部边疆日趋巩固和强化,唐以其极具辐射力的帝国行政范式渐渐将地处边远的南部边疆纳入国家整齐划一的统治秩序之中。唐中央王朝通过安南都护府在南部边疆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政令贯通,吏治清明,社会安定,边地统一。而这无疑为确保南疆海洋贸易的畅通无阻及其向外延伸拓展,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使它成为了唐朝版图内一方长期稳定繁荣的沃土。

  (二)强化南疆地方秩序的管控,提升南疆军事防御能力。唐代南疆稳定与否的地方形势,往往受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制约。其一,随着国家州县行政体制在南部边疆的不断巩固及其由此而促成的唐中央王朝对安南都护府统治的日益深入与唐朝奉行不替的“因俗而治”的羁縻州制对唐帝国南疆统治一体化进程的妨碍之间的矛盾逐渐凸现,在国家权威与地方势力的博弈过程中,时有土著叛乱的发生;其二,周边地缘政治局势的影响。唐代安南南面界邻的林邑(唐肃宗至德年间后,改称环王),自刘方征伐之后,虽与隋及代隋而兴的唐王朝之间保持了较长一段时期的和平友好的关系,但与隋唐交州港再度兴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林邑因其内部政争以及与周边邻国(如真腊等)的长期争战,逐渐走向衰落并失去了南海海洋贸易的优势。为恢复和发展国力,林邑对商业贸易繁荣的安南都护府产生了觊觎之心,企图夺取安南都护府的土地、人口、物产、商品以及南海贸易的优势。为此,林邑(环王)或独自或与安南部族土长相勾结发动了多次对安南都护府的侵扰,且一度趁唐帝国晚期南疆边备空弛之机,攻占安南都护府驩、爱二州;与安南西北部相邻的南诏,统一云南之后,扩张的野心亦随之膨胀,逐渐骚扰唐朝南疆,并因贪图安南的海洋贸易利益,与晚唐帝国在安南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正如西方学者所提出:南诏进攻安南,给唐朝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四川,朝廷关心的是可能失去一个与朝廷有密切政治联系的富饶地区。在安南,关心的性质则全然不同,它更多是为了威信,特别是贸易。因为南部港口是通过繁荣的海岸贸易而和长江下游港口联系起来的国际海运贸易的中心。中国对经过中亚通往西方的陆上交通的控制仍很不稳定,朝廷对丧失南方的任何可能性都不得不予以认真考虑”。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复杂情势,为维护南疆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与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唐王朝设立在南疆的军政机构的治边职责,对内而言,首在维持南疆地方秩序的稳定,巩固国家在南部边疆的统治;对外则重在防范外敌入侵,捍卫国家疆土,守卫。所以安南都护府不仅有率领所统军队平息地方、抵御外来侵犯的责任,亦须承担修缮、完善、改进南疆军事防御系统,提高南疆军事防御能力的义务。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安南爆发了当地部族首领梅玄成之乱,自称“黑帝”,并与林邑、真腊国通谋,攻陷安南府城。奉命南征的杨思勖在募集岭南部族武装的同时,主要联合安南都护光楚客所部兵马迅速平定了此次叛乱,很快恢复了南疆陆海交通和当地社会秩序。唐代宗大历二年(767),都护张伯仪为加强安南都护府署的护卫而修筑了安南罗城。唐王朝通过安南都护府,维持对南疆的有效行政管理和强有力的军事控制,由此既维护了这一地区与今两广及内地传统水陆交通线的畅通无阻,也为唐帝国南海海上交通线路的拓展与延伸提供了稳定的区域社会环境。元和四年(809)九月,安南都护兵马使兼押衙、安南副都护杜英策等五十人,状举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兼安南都护张舟到任以来政绩事云:

  举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兼安南都护张舟到任已来政迹事。安南罗城,先是经略使伯夷(仪)筑,当时百姓,犹甚陆梁,才高数尺,又甚湫隘。自张舟到任,因农隙之后,奏请新筑。今城高二丈二尺,都开三门,各有楼。其东西门各三间,其南门五间,更置鼓角,城内造左右随身十营,前经略使裴泰时,驩、爱城池,被环王、崑崙烧毁并尽。自张舟到任后,前年筑驩州城,去年筑爱州城。裴泰时,军城不守,军中器械,却失并尽。赵昌到任日近,旋除广州。自张舟到任,诸道求市,每月造成器械八千事,四年以来,都计造成四十余万事。于大厅左右,起甲仗楼四十间收贮。安南戎寇,唯利斗哉。先有战船不过十数只,又甚迟钝。与贼船不过相接。张舟自创新意造艨艟舟四百余只,每船战手二十五人,棹手三十二人,车弩一支,棹出船内,回船向背,皆疾如飞。

  张舟为提升安南都护府的军事防御能力和战斗力,改变其防范周边外敌入侵的不利形势,自元和元年(806)担任都护以后,在新筑安南城、爱州城、驩州城、扩建戍守军队的同时,亦从规模和技术两方面着力于作战武器的改进和制造,扩大军械生产,兴建武器库房,建造新型战船,从而大大改变了安南都护府海上应战的被动局面,对防范环王(林邑)等相邻国家的入侵产生了强烈的震慑作用,“自是,占城(即林邑)、真腊悉修职贡”。所以,柳宗元称赞其功绩曰:

  文单(陆真腊)、环王,怙力背义。公于是陆联长轂(戎车),海合艨艟,再举而克殄其徒(元和四年八月,环王寇安南,舟败其众三千人,获战象并王子五十九人)。廓地数圻,以归于我理。

  而为防范安南西北边境南诏的内犯,其实唐朝很早就依持所设置的安南都护府、邕州都督府、南宁州都督府精心构建了其南部、西南边疆相互维卫的边疆防御体系。如此,交州凭借它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地处海陆交通要津的区位优越性,不但在唐帝国的海洋贸易中占据特有的商业发展优势,成为唐王朝南海交通和贸易的门户,而且对于唐代国家的整体经济利益存在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故当黄巢兵临广州,震慑岭南,并借此形势要挟唐王朝授封其为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时,右仆射于琮便认为:“南海市舶利不赀,贼得益富,而国用屈。”因此拒绝了黄巢了要求,转而“拜巢率府率。巢见诏大诟,急攻广州,执李迢,自号‘义军都统’,露表告将入关。”以此可见南海商业贸易对于唐王朝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王承文教授曾就唐懿宗咸通七年(866),高骈率军从南诏手中收复安南都护府,并在镇守安南期间,开凿“天威遥”,疏通安南海上通道一事评述云:“高骈开凿运河的直接原因,是晚唐对安南地区数额巨大的军需粮饷的运输,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唐朝安南海上通道在政治、军事和海外贸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担负着隋唐海外交通与贸易门户的交州地区,有效的行政管理,稳定的社会秩序、良好的周边环境,显要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其商业贸易的空前盛况。陈玉龙先生曾言:“汉武以来,海南诸国朝贡必取道交阯。交州繁荣,曾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凌驾广州。晋代以降,贸易中心才逐渐移到广州。但交州的生产力仍在迅猛发展,迄至唐代,交广两州,富饶相埒。”唐代海外联系的扩展,“贞观以后,声教远被,(海南诸国)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继续保持和发展了交州、广州作为当时两大海外贸易基地的繁荣局面。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由于沟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交通线路——陆上丝绸之路被切断,客观上推动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迅速发展,唐代的海外贸易也因此更加兴盛。“唐代中叶以后,海外贸易逐渐兴起,与唐朝发生贸易的国家逐渐增多,给交州港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交州港的对外贸易达到了鼎盛。当时同唐朝联系最为频繁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是阿拉伯、波斯湾各国,南亚天竺、狮子国,东南亚沿海国家蒲甘、昆仑、扶南、真腊、占城(即林邑、环王)等等,到唐代后期这些国家几乎都通过海道,起帆波斯湾,取道马六甲,或直接从东南亚沿海北上交州、广州,同中国进行贸易。”当时,因为唐代南疆经略的深入,有力的维持了安南地区的稳定,交州成为联接唐帝国与今东南亚、南亚国家海上交通的重要链环,为促进唐帝国海外经济文化的联系交流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不少国家通过交州建立与唐朝的朝贡关系,如永徽三年(652)八月,“干禾么弗国王法陁拔底,舍利君国王失利提婆,摩腊王施婆罗地多并遣使朝贡。三国南天竺属也,国皆绝远,未尝与中国通,至是泛海累月方达交州,并献其方物。”尤其如林邑,自武德六年(623)至天宝八年(749)一百余年间,先后遣使朝贡就达26次,这与其说是代表一种政治上的朝贡关系,不如说“是经济贸易的一种政治表现形式”。这些国家以朝贡为名,行贸易之实,纷纷发展与唐朝的外贸关系。随着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向外拓展和延伸,富庶的交州不再只是广州的沿海转运港,而成为唐代南海贸易的主要港口。贞元八年(792),岭南节度使奏:“近日海舶珍异,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人与俱。”德宗欲从之。但宰相陆贽以为:“远国商贩,惟利是求,缓之斯来,扰之则去。广州素为众舶所凑,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携失所,曾不内讼,更荡上心。况岭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岂必信岭南而绝安南,重中使以轻外使。所奏望寝不行。”所谓岭南地方长官的“收市”职责,是指国家财政管理部门“制定采购计划,调拨所需资金,交给岭南道长史(后来或为市舶使)向外国商船购买,然后把所购商品送交少府监收管,再由少府监根据需要挑选供给宫廷消费。”由于广州地方官员贪刻过重,又借“收市”之名压价抑买,致使海外商人无利可图,纷纷转赴交州从事商业贸易。所以岭南节度使以“进奉事大,实惧阙供”不能完成“收市”任务为借口,试图取得朝廷的授权而垄断其“收市”利益,并借此挽回广州海外贸易的颓势。但为宰相陆贽所驳斥,并将“收市”权就地移交给了安南都护府的地方长官。安南都护府的商业贸易顺势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至元和年间,张舟任安南都护时,“奇琛良货,溢于王府,殊俗异类,盈于藁街(街名,蛮夷邸在此)”。交州在唐代海外贸易中的经济地位因为南海交通线的更加巩固及其拓展和延伸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其繁荣的商业贸易也因此一度对广州港形成激烈的竞争压力。

  商业贸易的发展,必然在客观上推动城市的建设和繁荣。无论安南城的多次改造、扩建乃至新建,还是驩州、爱州等州城的修筑等,固然有加强军事防御的目的所在,但也不能否定与商业繁荣的互动关系。所以越南学者亦认为:“由于有租、庸、调制度我们可以看到自给自足情况比过去减弱了。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为了贸易而进行的生产事业也比较有了进步。唐朝的时候,中国的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各州要给统治者缴纳贡品,又建筑了大罗城。这就说明(安南)当时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当时在各个河道上开凿礁石和建造许多船只,也都进一步证明商业的发达。”不仅府治所在的安南城因为贸易的兴盛、商业的繁荣而发展成为唐代南部边疆的一大都会,而且都护府辖下的陆、峰、爱、驩、长、福禄、汤、芝、武峨、演、武安等其他州城也当是南疆海陆交通贸易线上的重要城镇。如以驩州、武安州为例,其治所分别在今越南荣市、海防一带,即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城市。

  唐王朝在南部边疆建立安南都护府,反映出中国统一王朝对交州与中原内地在长期的往来联系中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整体性,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而它的设立又推动了两者整体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南疆交州(安南)作为古代中国“内外无别”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在这一时期得以更加巩固,其在维护唐代多民族统一国家整体利益中的战略地位也由此得到进一步提升。这样,在强大的帝国中央政权支配之下的唐代交州(安南)不仅通过海路与诸多国家发生密切的商贸关系,同时也因政治的统一、地缘的便利而与周边地区和中原内地以及接壤邻国通过陆路或水陆兼行开展频繁的经贸交流。唐末昭宗年间出任广州司马的刘恂所撰《岭表录异》云:

  海鰌鱼,即海上最伟者也,其小者亦千余尺,吞舟之说,固非谬矣。每岁,广州常发铜船,过安南贸易。……交趾回人,多舍舟取雷州缘岸而归,不惮苦辛,盖避海鰌之难也。

  其中所述,既反映了“广州与安南之间透过沿海通道有相当频繁的贸易往来”,同时也说明了交、广两地间海上航行的艰辛。由于从广州西南行至琼州海峡这一段航程是航行的高危险区,琼州海峡又是“吞舟之鱼”海鰌出没的海区,为避免受其攻击,所以回程的广州商人往往“舍舟取雷州缘岸”经陆路而归。由此折射出即便在历代以来已有较好航行基础的交、广沿海区域之间,陆路沟通仍扮演着重要角色。至于南疆内陆地区,陆路连接的不可替代性,更不言而喻。咸通四年(862)七月,为嘉奖南疆土酋在配合安南经略招讨使(兼任安南都护)蔡袭击退南诏入侵中的立功表现,唐懿宗下诏云:

  其安南溪洞首领,素推诚节,虽蛮寇(南诏)窃据城壁,而酋豪各守土疆。如闻溪洞之间,悉藉岭北茶药,宜令诸道一任商人兴贩,不得禁止往来。

  朝廷诏令,不仅表彰了安南土著首领守土之功,而且要求岭南各地方官员须维护五岭南北陆路贸易的通畅,以保障南疆土著居民的生活需求。政治的统一、交通的发展,使五岭南北的陆路通道突破了地理的屏障;而经济的互补、生活的需求、利益的驱动则不仅加强了南疆与内地的商品流通,也促进了安南与邻壤国家的贸易往来。蔡袭幕僚樊绰《云南志》即对安南与邻国的陆路贸易有所描述:

  女王国(今老挝桑怒省)去蛮界镇南节度(南诏开南节度,首邑在今景东县)三十余日程。其国去驩州(今越南河静省)一十日程,往往与驩州百姓交易。

  学术界对于唐代安南的道路交通,多依据《新唐书》所录贾耽《皇华四达记》(或称《从边州入四夷道路》)及樊绰《云南志·云南界内途程》而作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有学者从“安南通广州道”、“安南通桂州路”、“安南通蜀道”、“安南通天竺道”四条交通线路全面系统的总结分析了唐代安南都护府的内外交通网络,并指出:“交州、广州同为唐王朝的重要外贸港口,并在竞争中共同发展。唐代交广两港的发展,究其原因,除两港都近海,据有利的地理位置,又有避风港湾外,更重要的是两港都有海陆联运能力和畅通的对内交通,从而把港口与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紧密相连,把外销货物产地与港口、港口与舶货销售地联系起来。所以发达的对内交通是港口发展的重要因素。”王朝的经略,政治的统一,内外交通的畅达,不仅加强了安南与海外以及中原内地的经济联系,更促进了南疆海陆贸易的发展与兴盛。而安南物产的丰富和商业贸易的繁荣,在推动五岭南北互通有无的同时,也刺激了一些不法边吏的贪欲,尤如张谋孙之类,利用任上的权力,搜刮钱财,聚敛无厌,“广州副使张谋孙,岁出于阘葺,有口辩,善心计,累为王府参佐。咸通初,从交广辟,遂为元寮。性贪侈,聚敛不倦。南海多奇货,若犀、象、珠、贝之类,不可胜计。及府罢北归,止于汝坟,于郡西三十里,郁阳驿南,汝水之上,构别业,穷极华敞。”韩约,大和年“由钱谷进,更安南富饶地,聚赀尤多。”唐初,内地文人士大夫或将出任南疆边吏视为畏途,甚至以放逐之臣而视之,尚未启程,已“屈指计归日”。但在晚唐帝国的官场中却成了肥缺,他们以权谋私,为官一任,贪暴聚敛,捆载而归,成为富甲一方的财阀,此亦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南疆社会经济的繁荣富庶。

  隋唐统一岭南,郡(州)县交趾,特别是唐代设立安南都护府统一管理南部边疆以后,王朝秩序的确立和推进推动了隋唐统一多民族国家整体在南部边疆的不断巩固和发展,五岭南北的经贸交流日趋频繁。有效的行政管理和强大的国家力量的保障,为隋唐南疆商业贸易的长期兴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作为隋唐帝国海外交通与贸易门户的交州(安南)地区,因随王朝的经略,商业贸易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发展态势。而随着南疆区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与中原内地的一体化趋势亦愈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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